100年前,鲁迅把今年的9道高考作文题全写了

1921年12月4日,鲁迅开始在《晨报》副刊上连载《阿Q正传》。那年1月他就写过《故乡》。

《故乡》太含蓄优雅了,从1840年算起,中国已经持续焦虑了80年,那条希望之路好像并不是走得人多了,就自然能走出来的——总得有人站出来去指那个方向。

当然也是多年之后回头看,我们才意识到1921年的中国(天津卷:纪念日;上海卷:时间的沉淀)在指路的问题上完成“正反合”:7月的建党是“正题”,12月的《阿Q正传》是“反题”,而“合题”的关键词,是站起来。

一部《阿Q正传》,是一部关于“侮辱”的小说,更本质的,是一部关于“御辱”的小说,而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,毋宁说是讨论“御辱方法论”的历史。

在鲁迅看来,“家奴”和“洋奴”是没有分别的,所以师夷、体用或者洋务都没有切中要害,鲁迅要让中国人先站起来说话。

这是一个民族觉醒的先决条件。(北京卷2:成熟的模样)

这个问题之前不是没有人想过,比如在康有为梁启超看来,解放中国女性的“三寸金莲”,也就解放了整个中国的生产力。

然后鲁迅就默默的写了祥林嫂:祥林嫂“手脚都壮大”,可是大脚的祥林嫂还是冻死了。

同样是为了实现理想,鲁迅与康梁倒未必有什么本质的不同,但显然鲁迅把这个问题又往前推了一步。(全国乙卷:追求理想的路径)

后人都知道鲁迅是弃医从文的,所以你难说鲁迅是生不逢时还是生逢其时。(北京卷1:论生逢其时)甚至即便是“从文”,“从”到要写小说的程度,鲁迅几乎是冒了颜面扫地的风险。

那是一个小说和小说家都完全不入流的年代。让鲁迅这样的大先生放下身段写小说,理由只有一个:他真的要启蒙,而白话小说只不过是一个在当时最合适的手段。

如果是“启蒙”在那个年代是“可为”,那么“白话小说”就是鲁迅的“有为”。(全国甲卷:可为与有为)

鲁迅开始创作《阿Q正传》那年正好40岁,再往前推20年,也就是鲁迅离家前往南京矿路学堂那年,他留了一首诗。据说这是鲁迅现存最早的诗:

从来一别又经年,万里长风送客船。我有一言应记取,文章得失不由天。(浙江卷:得与失)

鲁迅在20岁的年纪,面对飘摇不可知的未来,在“立言”这件事上却异常笃定,这种笃定,是他20年后创作《阿Q正传》的根底,这种笃定,贯穿了他的一生。

因为不计得失,鲁迅的仗义执言才成了手术刀。比如他在《阿Q正传》里毫不客气指出:“凡是愚弱的国民,即使体格如何健全,如何茁壮,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……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,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。”

这乍看起来与毛泽东1917年在《体育之研究》上的论述方向稍有出入,但事实上,这又是两则足以作为互文的材料:有了“站起来”这个前提,才有“生而弱者不必自悲”、“吾生而弱乎”的发问。(新高考全国卷Ⅰ:体育之效用)

然而在鲁迅的笔下,阿Q到最后也没能站起来。“阿Q要画圆圈了,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。”阿Q是用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,他为了怕人笑话,一定要画得足够圆。

鲁迅终其一生也不肯在民族命运的诉状上画圆圈,即便他知道自己等不到民族复兴的那天。而这,甚至再一次为鲁迅的“不计得失”做了注脚。

100年前的鲁迅,在中国这个大描红本上,用力的勾勒出了“人”字的模样。那是一个大写的“人”字。(新高考全国卷Ⅱ:描红的寓意)

100年后,“人”字的镂空已经被填满,不偏不倚,不疾不徐。

(责任编辑:孙颖莹_NB19008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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